关于文艺评论的文风，我们似乎一直在讨论，但它也似乎一直是一个问题。1942年，毛泽东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批评了那种长而空的文风，号召“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，写得精粹些”。他自己不仅是倡导者，而且他的写作实践也实现了这一点。不仅在文风方面有所改进，在毛泽东那里还要坚持大众文学和民族形式，这两点都与简约明了有关。只有通俗易懂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，才能表达中国文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，才能迅速为战时的民众所接受并理解，从而实现全民抗战目标。

今天虽然已经不是战争时期，但文艺评论要为更多人服务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。从专业角度看，文艺评论和研究不是一回事。文艺研究由于其专业属性，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懂，它是在专业范畴里讨论问题。不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可能难以理解；文艺评论也是一种专业活动，但文艺评论更注重对象的阐释，这个阐释可能见仁见智，但文艺评论更要注重它的受众。文艺评论不只是供专业读者阅读，普通观众和读者也要了解专业评论工作者是怎样评价的。因此，文艺评论文章的通俗易懂应该是一个要求。

其次，文艺评论家要有个人的主体性。文学批评是公共事务的一种，它要面对广大读者和文艺界表达评论家对一个作家、一部作品、一种现象或一种思潮的看法。因此，他是在公共空间面对公众的发言；但是，文学批评又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，既然是个人看法就不可能完全一致，有时可能还完全相反。所谓诗无达诂，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指的就是这种状况。所以，文艺评论又有其鲜明的“个人性”的一面。于是，如何处理公共性与个人性的矛盾，也成为文艺评论的一大吊诡。另一方面，读书和从事当代文艺批评不同。读书时我们要尽可能做到韩愈的“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”，就是要尽可能读经典作品。这不仅是积累日后从事文艺评论的学养和眼光，同时也是养吾浩然之气，更有胸襟和气象。但从事当代文艺评论就不同了，当代文艺一方面还没有经典化，“三代两汉之书”还在历史化过程中，我们从事的文学评论就是这种过程的一种方式。

但是，文艺评论既然是公共事务的一种，那么，无论对专家还是一般读者而言，可读性是一大期待或理想的境地。当下能够做到既有见解又能写出有可读性文章的文艺评论家，实在是凤毛麟角。这种情况与文艺评论的文体有直接关系，尽管大家对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莫衷一是。于是，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，文艺批评一出现问题，文体意识就一定适时地被提出来。有时我们肯定一个作家、批评家时，也会将“文体家”的桂冠一并奉上，以强调某人的与众不同或卓然不群。文艺批评的文体确实重要，它甚至是一个批评家辨识度的“logo”。鲁迅、李健吾、李长之莫不如此，他们几乎就是现代文艺批评有文体意识的典范，特别是李健吾的文艺批评。但是，李健吾也是后来“被发现”的。他的“印象主义”批评在他的时代并非主流。时过境迁，当各种文艺评论越来越暴露出单一、简单、片面等局限性的时候，李健吾的批评才显示出应有的价值和意义。因此，评论家的个人修养、对文艺评论的本质认识，是评论家主体性的最重要内功。文艺评论的后面，总会站着一个评论家个人。评论家的修养、眼界，以及评论态度，都会在文章中一览无余。事实上，越是大评论家，他的文章越通俗明了，但恰恰这样的文章最难写。这和文艺作品有相似性。那些经典作品能够广泛传诵行之久远，很重要的一点是普通读者和观众能够读懂、看懂。评论文章也是同样道理。

当下文艺评论常被读者诟病，很大原因在于文风有问题。文风问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。当下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评论家的态度问题，也就是面对评论对象的不诚恳。当下的文艺评论过于甜蜜，好话说得太多，对存在的问题不敢尖锐地提出批评。这不仅失去了评论家对专业的敬畏，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文艺创作并不真的热爱。

（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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